斐一班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半天也没有睡着觉。
过去八年的，他一直都在自我治愈，自以为把自己给治的妥妥的。
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渐渐迷失了自己。
这些年，他经常感叹，幸福的人一辈子都在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。
斐一班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后者，自闭到直接把出国前的记忆都给屏蔽了。
和斐国琛聊着小时候的事情，斐一班觉得自己更有可能是前者。
他被同学针对，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。
在那之前，天天在厂子里面玩的斐一班和爸爸妈妈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无间的。
二年级的某一天，他回来和韩女士说，同学说他穿的鞋子太土。
然后韩女士就又给他买了一双，在商场里面挑了最贵的鞋子。
是一双油光呈亮的皮鞋。
一买回来就说斐一班穿了怎么怎么好看。
结果第二天，斐一班穿着皮鞋上体育课。
老师让斐一班去换鞋。
斐一班就被同学笑得连渣渣都不剩了。
见过女孩子上体育课要换鞋的，男的据说斐一班是建校以来的第一个。
斐一班羞愤难当，把皮鞋，列为自己永远的敌人。
顺便给韩女士记了一个大过。
这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
但皮鞋事件就像是一个导火索，斐一班再和人说，他的理想是当一个锁匠，就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哄堂大笑。
小的时候，在世界还非黑即白的那个阶段，大多数人，世界观都还没有成型。
排除异己，针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，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。
至于是哪一个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。
长相、家庭、身高、胖瘦……甚至说话的语气，只要和大多数人不一样，都可能会被针对。
有些“幸运”的人，可能只会被针对一次。
斐一班属于最不幸的那种——一日被针对，日日被针对。
斐一班回家就和韩女士还有斐厂长说，一开始夫妻俩还认真听一听，细心安慰一下。
到后来就只剩下一句标准答案，【你同学应该是和你闹着玩的】。
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因为耐克√反着长事件，斐一班发了小时候的第一通大火。
气得从车间跑回房间，大哭了一顿。
哭到喉咙沙哑，哭到眼泪干涸。
他以为斐国琛或者韩雨馨很快就会过来安慰他。
结果斐国琛过了一个小时才来看了一眼。
留下一句：“爸爸回头给你们学校捐款”。
转身就有到车间调机器去了。
一调就是三个小时。
斐一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，到底是工厂重要，还是儿子重要。
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
每次工厂和儿子同时有事的时候，韩女士和斐厂长都优先关注工厂。
这日积月累的挫败感，加上在学校被越来越多人针对。
一件小事加一件小事，堆积起来，斐一班的心理慢慢就出了一些问题。
其实，斐厂长和韩女士一直都没有变。
这两个人一直都是驻扎在工厂车间里面的。
小时候之所以能那么融洽，是因为斐一班也驻扎在车间，有什么事情，见缝插针地也就说好了。
他一开始不往厂房跑，自然就整天见不到韩女士和斐厂长。
时间久了，就渐渐产生了隔阂。
越隔阂就越不去，越不去就越隔阂，就这么个恶性循环。
长大了回过头去想，当时的每一件事情，确实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。
但是，放到当时的那个环境、当时的那个年纪，就变成了天大的事情。
换成别的人，从小学升到初中，还有一次“改变命运”的机会。
新的同学，新的开始，被针对的那个人就不一定会是斐一班。
偏偏斐一班念的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。
这就意味着，斐一班的同学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一直到高三，都是同一批。
尤其是前面九年，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员的变动。
等到了高中，就有少数考到外校和一些直接出去念书的。
不管做什么都被针对，而且还看不到头，对于那个年纪的小孩子来说，是一件足以让人绝望的事情。
那些年，斐国琛夫妇起早贪黑地想要把锁厂做大做强，疏于对斐一班的照顾。
他们以为，斐一班不来，只是长大了，换了个梦想，对锁厂不感兴趣了。
比起和他们一起驻扎在厂房，夫妻俩更愿意看到儿子回房间好好写作业。
等到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，斐一班都已经开始一句话都不和斐国琛夫妇说了。
有些快乐，是长大了之后就没办法拥有的。
有些痛苦，也是长大了之后不可能再有的。
世界，就是这么矛盾地统一着。
……
按照斐一班的理解，斐国琛和林祖民就算没有和工人们一起回来，最多也就晚个三五天。
事实却和他的理解大相径庭。
爆炸都过去两个月了，斐厂长和林总工还没有回来的迹象。
解散一家工厂，要做的事情，远比斐一班想象的要多很多。
这不仅仅只是工人的问题。
也不是付完遣散费，给足赔偿，获得家属的谅解，就能直接打道回府的事情。
马尔丁锁厂所有还没有做完的订单，全部都要重新过一遍。
付了全额定金的，且因此取消的，需要支付合同金额的三倍作为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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